彼岸的目光——西方人眼中的蒙顶山茶和川藏茶马古道

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有不少外国人进入四川至西藏的茶马古道考察，不经意间，“藏茶”和茶马古道进入他们的视野。在他们的考察报告中，出现了背夫、茶、古道等内容。

“另议专条”  为印茶入藏打开了方便之门

19世纪中叶，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，川藏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交汇之地的雅安，也逐渐有了西方人的脚印。他们发现这里不仅有茶园，还有茶叶大道，甚至还有一个庞大的茶叶市场。

1872年，“丝绸之路”的命名者李希霍芬来到雅安，他看到了茶——名山县因为大量生产茶叶以供应西藏所需而惹人瞩目。这里的茶树高大且长着深色的叶子。这里的人不怎么讲究地用大叶子泡茶，加工成砖茶，运往打箭炉。

在1876年《中英烟台条约》签订以前，外国人进入西藏遭到抵制。1846年，乔装打扮的法国入华遣使会会士古伯察从内蒙古进入拉萨，不久被发现并“礼送”出西藏。

在他的《中华帝国行》一书中，第一章写的就是他从打箭炉到雅安的见闻：

尽管山路很难行走，危险重重，但旅行者常常在这里行走，因为没有其他的道路通向打箭炉，这是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进行贸易的地方。在这些狭窄的山路上，你随时遇到一长队一长队的脚夫，背着在雅州的茶砖，送往西藏各地。

在他的笔下，为我们勾勒出了100多年前川藏茶马古道雅安至康定段的大致“轮廓”。

1856年，英法俄美与中国签订《天津条约》，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游历。

19世纪下半叶，英国商界迫切希望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。英印政府把目光放在了西藏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上，企图打入印度的茶叶。

然而，对英印政府和商界来说，藏茶究竟在哪里生产？生产工艺怎样？茶叶如何运输？路程有多远？西藏地区的茶叶市场到底有多大？利润能达到多少……这一连串的问题，他们一头雾水。 

1867年，英国人唐古柏接受一欧洲商人团体的委托，寻找一条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更短更直接的茶叶贸易通道。

唐古柏从上海出发，经重庆、成都、雅州，越大相岭，经打箭炉前往巴塘，千方百计伺机前往西藏察隅和印度阿萨姆，受到抵制后原路返回。

后来，他写了《从中国陆地到印度旅行》一书，并于1871年出版。这是西方人沿川藏茶叶大道探路游记的先驱之作，比英国人戴维斯于1911年出版的另一著名探路游记《云南：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》，早了40年。

唐古柏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“茶叶市场”。在唐古柏的笔下，对茶叶入藏有着十分形象的记述：

在进入通往打箭炉的峡口处，我们超过了一队将近200人的从雅州运茶到打箭炉的队伍。在路上，我已经发现过有着数百人的长长的运输茶叶的背夫……在陡峭的二郎山山峰脚下，大渡河岸边的羊肠小道上，长长的运输队伍的侧影看上去犹如一道风景线。每个男子平均背负八包茶叶，即72公斤，但其中也有背十二包的，大约109公斤。

唐古柏得知打箭炉有48家锅庄，来自雅安、名山、荥经、天全、邛崃的南路边茶，源源不断地运到打箭炉，在锅庄交易后，再转运到西藏、青海等地。

唐古柏设法打听雅安生产砖茶的过程，为印度茶叶按雅安边茶的生产标准提供数据。

唐古柏向英属印度政府提出建议：中国一旦准许印度茶叶入藏，印度茶叶在与雅安茶叶的竞争中可轻易获胜。如果能用印度茶叶替代中国茶叶，这将是一个巨大价值的市场。

英国政府对唐古柏的建议十分重视。8年后，即1876年，《中英烟台条约》签订时，加了“另议专条”，英国从1877年起可派人员由中国内地入藏至印度或由印度入藏“探路”，护照由总理衙门“察酌情形，妥为办给”。

“另议专条”为印度茶叶入藏打开了方便之门。印度茶叶乘虚而入，以致后来印度茶叶不仅越过了喜马拉雅山到了拉萨，还长驱直入，曾一度卖到了打箭炉。

“专程”考察  探寻雅安藏茶生产技术

继唐古柏之后，考察川藏茶马古道的外国人日益增多。

1891年，奥地利学者洛色恩从重庆出发，考察路线为乐山、洪雅、雅州、荥经、清溪、泸定、打箭炉，再经天全、芦山、雅州、名山、邛崃、崇州回到成都。后来写了《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》一书，其中有这样的描述：

关于四川当地的茶树、种子的培育，以及种植的技术，是名山、雅安的秘密，是他们独有的技艺，因此我们也可认为这两个地区是茶叶种植的起始之地。在名山县内，或甚至在四川西部地区内所生产出的最好的茶生长于蒙顶山上……在四川，茶叶的种植十分广泛。茶叶被送到工厂之中加工制作成藏茶。制作出来的所有茶叶都是卖往打箭炉的。这种茶常常被叫作茶砖。从雅州府到打箭炉的路有两条，主路是从雅安到荥经，然后穿过大相岭到清溪，再过飞越岭到达华（化）林坪，北行至泸定桥，最终走到打箭炉。

这是近代西方人少有的、专门论述雅安茶和康藏茶叶贸易的著作。

印度茶叶入藏的大门打开了，尽管印度茶叶较雅安藏茶低廉，但印度茶叶在“口感”上却不被西藏人所接受，总觉得“缺了什么味”。

唐古柏考察的价值在于市场，缺乏“技术”支撑。随后，英印政府开始组织专门人员研究“生产加工”问题。

1905年，又一个英国人的身影出现在雅安街头，他叫哈奇森，他从茶树的栽培到茶叶的加工，从茶叶的运输到销售，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。

他以雅安为中心，考察茶山（蒙顶山）、茶路（经荥经的“大路”和经天全的“小路”）、茶城（雅安、打箭炉）、茶人（吴理真）、茶事（莲花山会）等。在他的笔下，蒙顶山茶产区的概况和历史、管理和税收、生产和加工、运输和销售等内容全部囊括，他还考证了吴理真的生平和皇茶园七株茶树的来历，哈奇森称吴理真是“雅州茶行业的守护神”。

哈奇森写出《供应西藏的印度砖茶：四川任务报告》等考察报告，为印度茶叶入藏提供了茶树栽培及砖茶生产加工技术依据。

1908年夏天，一个英国人来到了打箭炉（康定），连续几天，他站在通往折多山的路上观察，发现每天都有200多头驮马从康定出来，向遥远的西藏走去。

此人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、前陆军中尉布鲁克。

布鲁克经川西北高原回到成都后，特意到雅安，执意要看一看“茶城”雅安：雅州是一座繁忙的繁荣小镇，它是雅砻江（应为青衣江）边的一颗明珠，它三面环山。雅州又是西藏茶叶加工的大中心。茶叶就生长在附近的山上，脚夫把它带进雅州城。在这里被烘干、揉制，然后包装在竹筐里，运到西藏市场上去。

雅安正是“南路边茶”的生产地。最兴盛时，所聚集茶号达200多家，主要由陕西和四川的茶商开办，称为陕帮和川帮。

据清代《雅州府志》记载：雍正八年（1730），南路边茶销藏茶104424引。

按每引配茶100斤计算，雅安每年销售到藏区的茶叶达1044.24万斤。

百年回望  考察结果依然在利用

印茶入藏一事，在清廷引起激烈的反响，朝野出现了“印茶亡边，抵制印茶”的声音。

随后，清政府在发展川茶、抵制印度茶叶做了若干努力，如创设九局，九局之一就是设置茶盐局，下设官运茶局，目的就是降低运输成本，抵制印度茶叶。同时整修道路，拓宽“茶马古道”，在雅安筹建官督商办的藏茶（边茶）贸易公司，同时加快康区改土归流，加大中央政府对康藏地区的统治。这一系列重大举措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印茶侵入西藏的步伐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四川总督锡良在大相岭上看到整修后的川藏茶马古道，他欣然写下《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》。“桥路碑”隐藏着“茶叶战争”的故事，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。

由于康藏地处边陲，同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几乎很少涉足这一区域，几乎没有留下相关学术成果。印度茶叶入藏的相关科考成果作为百年前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，它不仅记录了康藏地区茶业状况，还涉及这一地区的大量风情奇趣，在客观上填补了有关我国民族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政治文化等方面资料的不足。

时至今日，印度茶业依然重视当年文献资料的利用，2013年，印度一出版社还重印了洛色恩的著作《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》一书，并公开发行。

今年，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10周年。在史海中打捞碎片，洋为中用，古为今用，为我们打开了一道“认识自己”的独特窗口。这对于我们茶产业的发展、品牌的营销，及至茶马古道生态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，无疑都有着巨大的作用。

雅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  高富华